清朝雍正年间，精于断案的徐士林在安庆知府任上，被委派负责安徽全省“刑名总汇”即臬司的工作，其中一件雍正七年年初发生在合肥的命案，杀人者鲍于天虽已到案，但他的杀人动机难以认定，死者万君禄的兄长报案时称，鲍于天图财害命。鲍家则提供了万君禄来犯的证据，主张万君禄之死乃是咎由自取，两家各执一词，知县审了多次，屡遭上司驳斥，案件久拖不决。

　　死者万君禄的兄长万君寿控诉，鲍于天的妻子鲍王氏不守妇道，早与万君禄勾搭成奸。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九日，万君禄身携钱款，出门买驴，晚上偷偷摸摸去找鲍王氏，不料被早有准备的鲍于天借捉奸之故打死，财物被洗劫一空。万君寿认为，鲍于天贪心又残忍，万君禄破了财又丢了命，希望官府主持公道。

　　鲍于天夫妇的说法截然不同。据了解，鲍于天十多年来一直租种万君禄家的庄田，两家离得不远，万君禄出门办事，经常从鲍家门前过。据鲍王氏陈述，正月的一天午后，自己在家干活，万君禄过来打招呼，说要去庄里看牛，急着出门，都没吃饭，问鲍王氏家里是否有吃的。想到万家毕竟是田主，鲍王氏就答应下来。她下厨时，万君禄一边坐等，一边跟她闲聊，得知鲍王氏的婆婆和丈夫都走亲戚去了，万君禄当时并未表现出异常，吃完饭后便离开。当天晚上，鲍王氏见丈夫未归，就关好门窗先睡。怎知万君禄去而复返，趁黑翻墙撬门而入，一手掐她脖子，一手举起棒槌，威胁鲍王氏，欲行强奸，不让她喊叫。另据鲍于天自述，他出门几天，不放心家里，弟弟鲍于臣就陪他赶夜路回来，归家时见夜色已深，院门已关，就绕到卧房窗外，打算喊醒妻子起来开门，却听到卧房中动静反常。事发突然，鲍于天悄声让弟弟守在大门外，自己从前门“托门而进”，找了根棍冲向房中。黑暗中，只见一个黑影手拿棒槌跳了出来，也不吭声，一下子跑到门口，把鲍于臣打倒在地，就往外逃。见此人凶恶，鲍于天严阵以待，连连挥舞棍子，把来者逼退回房。他仍不敢停手，一顿乱打，直到对方倒地不动，点灯来看，发现被打死在房中的人，竟然是田主万君禄。

　　显然，跟万家强调死者的无辜、无防备不同，在鲍家人眼中，万君禄意图不轨，黑夜来犯在先，鲍于天是被迫反击。但在之前的历次审讯中，裁判者担心鲍家人为了逃避制裁而编造谎言，采信了当地“鲍王氏没正经”的传言，倾向于认定死者万君禄与鲍王氏之间是“和奸”，而鲍于天“擅杀”妻子的“奸夫”，死者虽不无辜，杀人者也有过错。徐士林接手此案后，亲自提审案犯和证人，发现鲍氏夫妻坚称死者行奸“是强非和”，具有可信性。万家的说辞，很多都是“猜疑闪烁”，不足为据。

　　徐士林态度审慎、明察详审，立足涉案人的心理与行动，结合供述、证据与情理予以分析。首先，针对万家控诉鲍家是图财害命，徐士林认为，疑点有四：其一，鲍于天做万君禄的佃户，“十有余年”，长期合作，“自属相信”。历年来，万君禄多次往返庄田，都从鲍家门前经过。鲍于天要是贪利之人，万君禄理应早有防备。其二，如果鲍家图财害命，将万君禄一击致死后拿走财物，才更省事。何必要节外生枝，把人乱棍打死，更何必要打死在自家卧榻之旁。其三，鲍于天离家多日，路远不通消息。就算鲍家人要谋财，又怎么会知道案发当晚万君禄刚好会带钱出门。其四，万君禄当天出门“带钱买驴”，是万家人的一面之词，不足为凭。既然带钱出门，未必确有其事，那么图财害命，自然也缺乏根据。

　　此外，鲍王氏被指责与万君禄早已勾搭成奸，在徐士林看来也存在三大疑点：第一，强奸事发仓促，捉奸则有赖时机。如果鲍于天窥知奸情，设下计谋，借捉奸之故，图财害命，但他三天前离家，去到远在五十里外的弟弟家，这对兄弟深夜返回，本是偶然，鲍于天如何能未卜先知，确保万君禄必定会带上钱财，又必来通奸，而自己必定能带着弟弟及时赶到、捉奸捉在当场呢？第二，男子强奸，必然违背妇女意愿。双方和奸，则属你情我愿。但该案中鲍王氏的表现是“惊惧勉强”，可见她是在万君禄的威胁下，为了保住性命而不敢反抗，她与死者“平素无奸，显然可见”。第三，倘若男女和奸，那么丈夫鲍于天的怒火，应当对着偷情男女两人，且该案中的死者“着衣如故”，意味着未能成奸。综上，徐士林判定，万君禄“昏夜被毙，事虽暧昧，情实明确”，所谓“暧昧”，是因为万君禄要强奸鲍王氏之事出自鲍家人的说辞，万家人另有看法。而所谓“明确”，则是徐士林在权衡各方说辞后，确定死者深夜来犯，“是强非和”，鲍于天杀人，并无预谋，情有可原。

　　徐士林还进一步解释《大清律例》中“夜无故入人家”律条规定的用意。他认为，之所以“夜无故入人家……登时杀死者勿论”，是因为黑夜来犯者，非奸即盗，“少缓，则祸将及己”，也就是主人不迅速反应、激烈反抗的话，奸人、贼人就会更加肆意妄为。设想对男主人鲍于天来说，凶徒非但不肯束手就擒，还执持棒槌，把守在门口的弟弟打倒在地，当时可谓生死关头。妻子被人控制，弟弟被人打倒，来人气焰嚣张，自己必须奋力抗击。且“内室昏夜，并无灯火”，黑暗助长混乱，混乱激发恐惧，鲍于天急于御敌和自保，设身处地，在这种紧急关头，不便责备鲍于天将来犯者棒槌打落后还不停手、“叠打多伤”的行为。徐士林仔细讯问鲍于天，他“坚供乱打倒地，随即歇手”，也就是鲍于天将对方打倒，感觉不到威胁之后，便停了手。鉴于鲍于天的防卫并不算超过限度，徐士林在案卷中，对鲍于天的搏斗行为与致人死亡的后果，结合其动机与时机，给予了最大限度的体谅：“当势不两立之时，岂反作姑息奸人之想？”因此，徐士林判决，鲍于天依“夜无故入人家登时杀死律”，应无罪释放。鲍于臣“审无助殴”，也即并未协助哥哥打死万君禄，因而无责。其他无干人等也都免议。

　　该案记录于徐士林的《守皖谳词》手稿，在徐士林的为官生涯中，这只是他尽职尽责、平反冤狱的一例。徐士林的办案能力突出，他卸任后还保留了一些手稿，记载了他在安徽、福建等地做官时断过的不少案子，形成《守皖谳词》和《巡漳谳词》手稿。这些谳词，不仅反映了清时地方司法活动的实际情况，也展现了一个忠于职守、执法原情的清官形象。

　　徐士林系山东文登人，康熙二十三年生，雍正、乾隆两朝，他在安徽、福建等地作官，官至江苏巡抚。他为官清正，受人爱戴，袁枚将他与康熙朝的名臣汤斌相提并论。其后名吏林则徐的“徐”，据说就是父辈为了纪念曾任福建巡抚的徐士林到访林家，而特别让儿子以“则徐”为名。徐士林有诗作于皖江舟中，“盈尺爰书手自批，平反容易墨淋漓。五更犹自烧残烛，依旧青灯黄卷时”，是他留心刑狱、存心公正的写照。批阅案牍到五更天，足见他争取公正判决的苦心。他融会贯通情理与法理，为冤抑者平反、为自卫者求生的精神，值得后来的法律人传颂、继承与发扬。

来源：《检察日报》